从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看追诉时效之运用
作者： 王勇，苏州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全国十佳公诉人。
2020年2月23日，南京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麻某钢抓获后，法律圈内关于本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当前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本案追诉时效是适用79年刑法还是97年刑法；
二是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
案发后警方发布悬赏通告
为何规定追诉期限？
从我国刑法八十七条的规定看，特殊案件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必须追诉的，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未经核准不得追诉。
因此，核准“追诉”相当于核准起诉。
但结合刑法八十七条和八十八条的规定看，刑法要求特殊情况需核准追诉，但未规定核准立案，可见立案与追诉应属不同概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
“追诉”是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活动。
由此，立案启动追诉程序，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已经处于被“追诉”的过程中。迟到正义非正义。
如立案后久拖不决，不仅不利于调取证据，浪费大量司法资源，让社会和公众的耐心受到挑战，更伤害被害人及其亲友的长期期待。
因此法律规定，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除“逃避侦查和审判”的行为外，应受到追诉期限的限制。
适用新刑法还是旧刑法？
本案发生于1992年3月24日，今年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跨越新旧刑法。
79年刑法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97年刑法修改为“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适用新刑法还是旧刑法，是此类案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最高法院在1997年出台的《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
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时效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7条的规定。”
此外，更直接的是《公安部关于刑事追诉期限有关问题的批复》（公复字〔2000〕11号）。该批复规定：
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追诉期限问题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公安部在2011年、2014年、2018年三次清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公告时，均未废止该批复。因此，包括作者在内的司法工作人员，大多认对97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追诉时效限制应适用修订前的《刑法》。
但近年来，以人脸识别、Y-STR技术等为代表黑科技在侦查中取得惊人效果，大量九十年代的旧案进入刑事诉讼环节，都面临“跨法”行为追诉时效的适用问题。对追诉时效的理解又出现新的争议。
主要集中在：
追诉时效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 如认为是实体问题，就应按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
▣ 如认为是程序问题，就应适用新法规定。
这个观点本身确实不无疑问，首先，追诉时效是在刑法中规定的，且涉及被追诉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是否仅为程序问题？
其次，即使是程序问题，“实体从旧，程序从新”也存在保护被告人利益的问题。
如最高法《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3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除外。
但理论争议必须在实践中解决。笔者此前也曾持公安部批复观点，但结合争议问题反思，认为对上述争议还应回归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该司法解释是针对1997年刑法时间效力颁布，生效时间是1997年的9月25日，而1997年《刑法》是10月1日生效。司法解释中“超过追诉时效的”，应在当时时间节点理解，而不应是现在的角度。
如果从司法解释颁布的角度看，就是指的1997年刑法生效时已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形。进而言之，该解释是指1997年刑法施行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1997年刑法施行时已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应当适用 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对1997年刑法施行时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1997年刑法施行以后仍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行为，应适用新法之规定。
2019年全国刑检培训班，高检第二检察厅元明厅长讲授《关于重罪检察的几个问题》时的观点也是如此。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超过追诉时效的’这句话如何理解存在争议。但司法解释应当在刑法条文的语义范围内解释刑法，应当合目的性解释，即仅指在1997年刑法生效前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形，适用1979年《刑法》第77条决定是否追诉。这种目的解释符合禁止溯及既往原则，避免1997年刑法实施前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又被重新追诉，从而破坏司法的稳定性。而对于1997年刑法生效后尚未超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则应根据1997年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决定是否追诉。”
在讲课中，元明厅长进一步解释，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法院相关部门的意见时，有关部门均认为追诉期限跨越到1997年刑法施行之后的犯罪行为，在追诉时效适用的是“从新”原则。
尽管，公安部目前生效的批复依然生效，但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低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应执行司法解释之规定。
综上，本案追诉期限应适用“新法”。
“逃避侦查”如何理解？
解决适用新旧刑法后，本案的第二个焦点在于刑法规定的“逃避侦查与审判”如何理解。
特别是本案法犯罪嫌疑人常年在案发地附近工作、生活，无积极逃跑或者隐匿行为，能否认定其“逃避侦查”？
尽管对此问题缺少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明确，但对已被司法机关察觉，并积极采取有效追诉措施的行为人而言,如对其追诉时效仍不终止，不仅有放纵犯罪之嫌，而且明显有悖于基本的情理法理，不利于一般预防效果。从法律规定而言，未将“逃避侦查”在客观上限于积极行为，对明知自己犯罪，应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但消极不到案、毁灭证据、串供或到案后不供述等行为，可认定属客观上的“逃避侦查”行为。
更重要的是，刑法中的“逃避侦查”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
不能仅将“未主动归案”直接等同于视为“逃避侦查”，忽视主观要件，应有证据证实其主观上存在“逃避”之故意。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主观不明知自己可能被列为犯罪嫌疑人，无“逃避侦查”之前提，缺乏主观故意，难以认定为“逃避侦查”。
对犯罪嫌疑人客观上“逃避侦查与审判”扩大解释时，需考虑保障人权和追诉犯罪的价值平衡。
对于下列情形，虽然侦查机关已立案侦查，但一般不宜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应受到追诉时效限制：
一是侦查机关出于各种原因消极不作为，存在怠于履职。
二是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始终积极配合，如实供述，但因侦查机关自身原因无法形成有力证据锁链，超出追诉时效，做出终局性处理的。即使在超过追诉时效后又发现新证据，一般也不宜追究嫌疑人的责任。
根据南京警方通报，本案中侦查机关在追诉时效期间切实采取有效的追诉措施，无怠于侦查等行为，且经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后，掌握本案的主要犯罪事实。不属于上述例外情形。当然，本案尚在侦查中，犯罪嫌疑人麻某钢是否存在“逃避侦查”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应报最高检核准追诉等，应由办案单位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按证据裁判原则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