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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高峰分论坛的这三场分论坛,干货满满

12月17日-18日,首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高峰论坛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举行。本次论坛设1个主论坛,7个平行分论坛,主论坛有25位专家做主旨报告,平行分论坛有78位专家学者做报告,闭幕式有5位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报告。29家报刊、杂志媒体与会。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在线收看人数14764人。

在12月18日下午的平行分论坛三上,11位专家学者围绕分论坛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题作专题发言。该分论坛由《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李春明分别主持。


郑州大学刘吕红教授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道路现代化的重要话题。刘教授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民主,即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同时,要让民众对大政方针政策认同并践行。其次是人民的民主。在诠释民主基础上,人民的民主是区别资本主义民主显著特征。最后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重大成果,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最新发展,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显著特征。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东北师范大学庞立生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根据和内在逻辑》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由此表明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层面,进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信,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新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内在的前提和深厚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之间又具有互补性,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了相融相通和互补互促的精神空间和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文化胸襟和精神气度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了气度和胸襟的内在精神条件。

南京师范大学王刚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旨趣》报告中提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实质上就是要探究马克思主义与各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难题。王教授结合苏联亡党亡国三十周年历史背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各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并以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民本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为例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深刻概念。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相融通,不断地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文化自信。

苏州大学田芝健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文化融合创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相结合,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这“两合”的实践进程和重大成果客观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融合创新。“两合”融合创新的深化升华进一步表现为“两通”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思想观念相融通。应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两合两通双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融合创新的生动过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成果。

中央财经大学冯秀军教授在《谈新时代奋斗精神》报告中,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六个坚持”论述中的“自信自立”展开阐述。冯教授提到去年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谈到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即一个自立。在自立基础上,才有自信。因此,自信自立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传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应对风浪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正是因为我们坚定自信自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做出我们独立自主的判断,选择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从从被动走向主动、从低潮走向高潮、从被动走向胜利。也正是因为坚定自信自立,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基础上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湘潭大学颜佳华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作自己的使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要解决“文明蒙尘”的问题,让中华文明重获新生、重放光彩。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四个阶段性历程和意义,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标志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方位发展阶段,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既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能力,也又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

天津师范大学杨仁忠教授在《在守正创新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报告中,从守正创新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角度,提出守正创新的基因密码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答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我们要守的是什么样的正,创造的是什么样的新的问题,即要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全面领导和创新理论;创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新。以问题为导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怎样坚持守正创新?杨教授认为我们守正的根基是科学性和人民性,同时要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价值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坚持在两个相结合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深刻领会 “六个必须坚持”的核心要义。

湖南大学龙兵教授在《运用历史文化资源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热腾腾地进课堂》报告中提出,如何使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广大校园、武装学生头脑是十多万思政课教师思虑的现实问题。龙教授深刻指出,思政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起来,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勤嘱托,坚持把党的精神真正的筑牢、入心、入行,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向同学们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使广大青年明白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等问题。通过带领学生真正接触红色资源,把课堂搬到学校外面,将书本和理论的知识落实到现实中的育人过程。通过展示湖南大学思政课堂的教育实践示范,为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真正做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海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守正与创新》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深蕴着守正与创新的辩证法逻辑,是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学理视角。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化地实现,是马克思主义解放主题的内在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解放主题经民族化时代化展开而趋向世界化实现的世界历史需要,其主题根本在于人类的解放。在解放主题的中国化展开中,我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正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同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达致更高阶段的历史期许,在人类解放的中国实践中达成本质同一。“共同富裕”也由此收获了用以表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成为解放主题在中国守正而创新的阶段性展开。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李涛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传统的返本开新》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创立之日起就主张所有理论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就应该是基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为思想主干上的进一步融合,基于高度评价传统儒家学说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深耕厚植,以此来科学阐明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明确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独特文化资源的战略定位。

浙江工商大学蒋伟胜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与中国哲学的工夫论传统》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中国工夫论在形式、内容、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从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包括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两个方面,对应着哲学史上的道德论实践传统和技术论实践传统。中国文化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儒释道三家都有探索自然的倾向。儒家讲“格物致知”、佛家求般若智慧、道家修内丹外丹都是对自然的探索。从内容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把科学世界统一于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统一于实践,体现了实践活动的完整性与实践内容的丰富性。中国工夫论的对象也包含了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情绪、意志等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从价值取向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人的自由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工夫论指向的境界理论也是生命的自由境界。实践论与工夫论的共同性,决定了工夫论能够在实践哲学意义上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可能性。

在12月18日的下午的平行分论坛四上,8位专家学者围绕分论坛四“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作专题发言。该分论坛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赵英臣、《山东社会科学》社长、主编刘要停分别主持。


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议题》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的几个重要议题做专题发言。首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化时代化新议题有四个需求,包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需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实现人类现代化的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实践积累的需要。其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系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再次,在建构方法论层面,陈教授基于西方现代化比较视阈,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议题,能够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使之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山大学林进平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共同富裕》报告中,从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和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两个逻辑理路展开论述。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共同富裕意味着不仅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而且解决了相对贫困的问题,而现代化是人类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经路径。唯有走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但并非任何模式的现代化都能够解决贫困问题。肇始于西欧的现代化,就因其未能突破私有化的制度安排,以及作为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未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而难以经由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中国式现代化因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使其有可能既借鉴吸收人类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能运用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挥好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掌舵者”的作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解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宁波大学李包庚教授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富裕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性意义》报告中,提出“共同富裕”概念是“共同”与“富裕”的统一体,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第一,从主体范围来看,我国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个别人或小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覆盖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第二,从富裕内容看,这种共同富裕是物质、精神与生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富裕,让“美丽”与“富裕”同行,坚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互促进的原则,让绿色成为共同富裕的靓丽底色,为共同富裕提供优质的生态保障。第三,从途径或手段看,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要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走和平发展,决不搞侵略、掠夺等行径。第四,从价值内蕴看,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创造性方案。第五,从世界历史方面来看,共同富裕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类情怀、提升了人类文明高度。

新疆财经大学闫国疆教授在《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人权保障的中国实践与新疆样本》报告中提出,中国的现代化既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还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化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从成立之初就是本着人权的保障、人权的尊重、人权的发展来服务人民。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走出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疆作为新形态的区域样本,呈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和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谋幸福”“谋复兴”“谋大同”“谋解放”的追求,为世界解决多族群共处共建共享的人权保障和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样本,彰显了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学习时报》思想理论部兰文飞教授在《怎样理解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共同富裕贯穿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进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伊始,我们党就强调要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现代化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积累,但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正如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剥削和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在批判继承现代化自身普遍规律基础上,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富裕是大多数人、大部分地区都实现的富裕,是全面的富裕。同时,我们强调的共同富裕自身也受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受到其他要素的限定,是在我们所具有和所能实现的条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

浙江师范大学周志山教授在《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中的共同富裕》报告中,从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角度对一些概念做了思考。认为“资本”是马克思现代性分析的核心范畴,是西方现代化的基因,是现代性的主导原则,它为世俗社会制订方向,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成为现代性的“普照之光。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现代性的辩证分析,提出资本现代性有文明面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周教授从三个层面提出共同富裕是对资本现代性的驾驭和超越。在认识论上,要承认资本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属性和功能;在实践论上,我们通过限定资本来超越资本,构建市场—政府—社会三元主体相协调的驱动模式;在人本论上,要处理好物的平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建立共同富裕的人的“范式”,不但要物质富裕,更要精神富裕。

吉林大学吴宏政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辩证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中华民族在破除重重艰难和桎梏,勇毅前行开辟出来的,将破除的三重困难和阻力谓之历史辩证性。在这一过程中机遇和挑战并存,既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奠定的现实条件,又是一项缺少前人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崇高事业;既是一项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又不得不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挑战的伟大工程;既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性特征,又具有以人类自由和解放为导向的人类性特征。这些矛盾关系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辩证性”。深刻把握这些“历史辩证性”是如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自觉,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好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系列的历史辩证性,才能突破艰难险阻,最终开辟出一条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浙江工商大学于希勇教授在《浙商参与共同富裕的伦理特质》报告中,以中国市场经济如何与伦理道德相容的“稻盛和夫之问”开篇明义、架构主旨。报告依循历史脉络与时代精神,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角,运用一般伦理学范畴,对浙商在新时代经济社会交往进行伦理学的理论总结。认为以浙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的道德原则正在实现企业主体性与命运共同体的公益伦理建构。浙商在新时代既体现出企业主体性的道德理性自觉,也体现出命运共同体的商业伦理建构,不仅体现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也创生出新时代公益伦理精神;浙商不仅承继了“义利并重”的浙江精神,也通过“以利养义”发展出义务论与功利论中和的新时代商业道德规范;浙商虽曾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折商”,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有机团结”,在新时代实现着由“私”入“公”的伦理转型。识别总结概括浙商精神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与道德境界等伦理特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业伦理的凝聚成型具有借鉴意义。

在12月18日下午的平行分论坛五上,11位专家学者围绕分论坛五“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主题作专题发言。该分论坛由《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主编崔桂田、《浙江学刊》总编田明孝分别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张润枝教授在《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语境与解决路径》报告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关于“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创新论断的提出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从历史使命上来看,张教授认为这是具有大担当、大胸怀、大事业的政党才能提出的一个深刻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正是基于这样的长远的使命任务和宏伟的目标蓝图,中国共产党天然具备着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在百年历史的长河之中熠熠生辉。不仅指向党内建设,更是站在宽宏视野的角度提出大党独有难题。从历史坐标上来看,这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的一个深刻问题。从历史走向上来看,这是应对新征程上即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的一个深刻问题,必然面临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在此形势下,要有足够的历史自信科学研判党内问题,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发挥党自身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群众优势以及纪律优势。

哈尔滨师范大学段虹教授在《奋力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报告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所激发和彰显出的巨大的理论担当和实践潜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创新发展史。段教授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准确把握“六个坚持”,并对此做出阐释;坚持和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强调理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始终沿着问题导向有的放矢,深刻领会把握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岩教授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报告中指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关注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之间内在关联。王教授澄清了目前学界、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进而提出自我革命是否具有历史传承性?改革开放前期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算不算自我革命?等问题。他强调,绝不可割裂两个答案辩证统一关系。第一个答案体现了人民意志,回答了党领导人民建立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第二个答案则是党组织内部的自我革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是自我否定意义上的自我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自我革命离不开人民监督,人民监督是自我革命的评判标准和最终目的,其贯彻落实需要靠党的自我革命来保障。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党的鲜明品格,是党对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的积极回应,是科学的民主制度最终得以起效的关键环节。

中南大学王翔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发生逻辑》报告中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因素。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和所面临的现实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发生逻辑的起点;在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自我革命精神、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和完善自我革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必然趋向。勇于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其本质属性是先进性和纯洁性,与其他政党最大的不同是自我批判,初心使命的坚守必须通过用于自我革命来实现。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应对问题考验的必然举措,党所处的新历史方位、外在的风险挑战以及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任务决定了党要勇于自我革命。

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在《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报告中提出,“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是党保持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我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概括。虽然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是政党保持生命力的内在要求,但不是任何政党都具有“自我革命”勇气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勇气和底气,来自对“自我革命”理论逻辑的尊重和主动把握,即对政治权力特征的深刻认识和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必须要正视和解决政治权力滋生的腐败问题。政治权力的特征是影响和支配权力运行的普遍规律,是党要回答和解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基础。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必然性源于政治权力获取民众支持的权威性、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性等。

贵州师范大学汪勇教授在《新征程上坚持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仍需始终不移地加强自身的建设,领会把握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汪教授提出,站在新征程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即深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夯实党建政治建设;坚持强化自我革命教育,加强党建思想基础;永葆革命队伍“两性”,健强党建物质肌体;持续整治“四风”问题,营造党建环境氛围;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党建保障依据;反腐倡廉不断推向深入,提升党建的纯洁性。

湖南科技大学刘正妙教授在《新时代理论创新的三重维度》报告中指出,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伟大的时代,由此阐明陈述了对理论创新的思考和见解。他指出,理论创新要从实践维度着手,从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晓畅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理论创新不是主观臆断,亦非书斋式的逻辑推理,而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不断地凝练、不断地概括归纳出来理论与实践的理想互动,就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生。三个历史决议从历史层面强调了理论创新在中国所焕发的强大生命力,对于全党深化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理解和掌握具有重大意义。刘教授最后阐述了理论创新的路径维度,就是要深刻把握“六个坚持”,将“六个坚持”和理论创新相联结,更好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东北师范大学段妍教授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在知行合一当中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要锤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也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要持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锤炼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丰富自我革命的路径上,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攻坚战持久战,尽管反腐败斗争取得一定的卓越成效,但仍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同济大学刘勇教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一直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待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革命是一场包括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等在内的社会有机体的整体革命。比如,列宁同志认为,十月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不应“大写化”,而是需要通过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等才能完成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再比如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刘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应该在把握世界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价值逻辑、主体逻辑基础上,继续把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向前推进。

温州大学卓高生教授在《把握“两个答案”的内在统一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在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过程中,在攻克一系列重大挑战过程中,淬炼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他认为,两个答案具有内在统一性,具体体现在两个答案因时而生,其产生随着时代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坚,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保持先进性的路径;两个答案因势而为,不仅是推进制度规范体系的落实,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品质,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两个答案守正创新,昭示了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时代密码,彰显了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浙江工商大学吴太贵副教授在《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四维分析》报告中,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历史思维和经验思维四个维度分析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价值思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党的自我革命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探究和实践的重大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革命文化当中也有拥有很多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文化基因。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党的自我革命论述和实践,实现了党的建设与国家事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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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对 / 林艺轩

编辑 / 陈彤瑶

审核 / 林晓莹


出品 / 浙江工商大学宣传部       大学生融媒社官微中心欢迎提供 / 校园原创文字/摄影/视频/采访线索投稿邮箱 / zjgsug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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