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无虚席？席地而坐？带你聆听山大这场火爆讲座！

对此，杜泽逊教授解释说，最初主要是受家庭熏陶，“我对文学和国学的兴趣受到了父亲的深刻影响。”

杜泽逊教授的父亲初中毕业于滕县一中，当时是四个班的第一名。后来考到滕县师范。但距离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师范解散，回农村当了农业技术员，以后又当了民办教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高中毕业班，主要教语文，也教数学、农业。在杜泽逊教授的记忆中，父亲整天看书，“在东厢房里，躺在床上，用手端着书，让书对着小小的窗户，也不用灯光了。”

对于父亲当时看的书，杜泽逊教授如数家珍。“有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故事新编》《呐喊》《彷徨》《花边文学》等。《红楼梦》不知看了多少遍。”

除了看书，每年春节，杜泽逊教授的父亲还“承包”了全村的春联。

“每家每户，几个房间，几扇门，单扇门还是双扇门，父亲都一清二楚。他把人家送来的红纸裁成合适的尺寸，一点儿都不会浪费。他写的时候我经常给他扯着，写完端过去晾着……”

1978年招公办老师，杜泽逊教授的父亲考上公办老师，教高中语文。“父亲一辈子没机会做学问，但是我对文学和国学的兴趣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他说。

在父亲的熏陶下对文学和国学有了兴趣，考入山大后，杜泽逊教授又在老师的引领、学校环境的熏陶，与学术刊物的启发下，一步一步走近学术，走进项目，开始了“学术生活”。

杜泽逊教授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当时称“中文系”）。进了大学之后，他有了新的发现——大学老师课不多，古代文学老师一个星期来两次，一次上两课时。他从父亲身上了解到“中学老师整天坐班，每天改作业、加班，要搞到很晚”，但大学老师不上课的时候去干什么了呢？这引起了他的好奇。

“后来了解到，大学老师主要精力用于科学研究，而研究室主要在自己家里。”他说，老师们的房子小，但一般有个小小的书房，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书，非常诱人。从那时起，杜泽逊教授对当大学老师有了很大的期盼，“期望将来能当大学老师。”

当时的山东大学大家云集，阅览室图书资源丰富，年轻的杜泽逊开始在书海中遨游，在上课之余，他经常去阅览室看书。

“我在阅览室里看到各地的学术刊物、大学学报，发表的都是大学老师的论文，其中也有山东大学老师的论文，有的就是教我的老师。”杜泽逊教授说，山大的《文史哲》是名刊，影响很大。“我还看到山大教授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是名著，例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高亨《诗经今注》《诸子新笺》《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萧涤非《杜甫研究》，历史系黄云眉《明史考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等等，名气都非常大。”

“学而不思则罔”，年轻的杜泽逊是带着问题读书的。他说，我翻开这些书，看看里头写了些什么，怎样写的，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写出来。“就是你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写出名著来。”博览群书并认真思考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要写出名著，一是要有渊博的知识，二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两条是关键。“没有渊博的知识，就没有独到的见解。”

这些经验娓娓道来，直抵青年学子需求。

有趣的是，当晚的讲座直到结束，现场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过程中，虽然大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但无一人鼓掌。不过，无人鼓掌并非讲座不够精彩，而是大家都在飞速记录，根本腾不出手来。

“我们国家的文化必须得有人做。古籍整理工作现在的队伍很小，但它需要人来干，需要有人继承。”杜泽逊教授工作后师从王绍曾先生，参与了国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后来开始独自承担教育部古委会重点项目《四库存目标注》等，在讲述自己的“项目生活”时，他披露了承接这些重大项目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与思考。

他说，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在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里，在地上文化遗存、地下文化遗存，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和人民的传统生活里。而其中最系统、最丰富的当然是历代典籍。典籍如果没有人整理，就会沉睡在图书馆、博物馆，很难被人阅读利用。

“既然不能阅读利用，那么其中记录的先人的活动、智慧、思想、情感、审美活动等内容就不为人知，优秀传统文化也就难以被继承下来，更说不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1985年本科毕业后，杜泽逊教授考入了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这个班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这决定了我在那以后一直在搞古籍整理研究。”他说。

对于当年的开课老师，杜泽逊记忆犹新。“有王绍曾先生的目录学，王培元先生的校勘学，张长华先生的版本学，董治安先生的两汉经学与文学，霍旭东先生的《毛诗正义》导读，刘晓东先生的训诂学、音韵学，王绍曾先生还有古籍整理校勘专题……”他补充说，还有专题讲座，像颜学孔先生的《楚辞》，周立升先生的《周易》，张知寒先生的《资治通鉴》，蒋维崧先生的书法，吴福熙先生的诗词格律，刘敦愿先生的美术考古等等。这些课程和专题报告，都给了他很深的启发。

而此后王绍曾先生在他作业上批注四个“圈”，成为引领他进入古籍研究领域至关重要的契机。

“霍旭东先生讲《毛诗正义》，让我们用竖格稿纸繁体字每人抄写一篇，我记得抄写了一篇《大雅》里的《緜》或《大明》，很长。王绍曾先生有一天忽然把这个课堂笔记收去，过了几天发下来。有同学说，王先生在笔记本封面画了上下连环圈，四个圈为优，三个圈是良。我赶紧看了看自己的本子，四个圈。当时班里10个同学，只有两个同学是四个圈。”因为这四个圈，杜泽逊教授留校成为了王绍曾先生的助手。

杜泽逊教授还讲述了他在王绍曾先生身边做助手的趣事。比如王先生是南方人，说话很多人听不懂，每次家里来了客人，都会让他去做“翻译”。再比如，1986年研究生班去洛阳、西安考察学习，因为他提前做了功课，后来又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对“终南太一”，《史记》集解、《汉书》颜师古注、《通鉴》胡三省注、《文选》李善注存在不确，便写了一篇考辩文章，经霍旭东、徐传武先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后来发表在文献学领域的重要刊物——《文献》杂志上。

他还通过自己的毕业论文与后来参加项目的对比故事，引导青年学子“个人需求应当服从于国家战略”。

杜泽逊教授表示，1988年冬，他们研究生班同学在毕业后一年多进行了硕士论文答辩。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

为了写这篇论文，杜泽逊在1987年至1988年间花了十个月时间把《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全部仔细读完，并作了十个专题的卡片，准备写本书。但是，他的硕士论文只写了其中一个专题“辨伪”，另外九个专题的卡片一直捆着，至今没有打开。

至于为什么其余九个专题的卡片至今没有打开，是因为他是一毕业就跟着王绍曾先生干国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整理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遗稿《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再后来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独自承担教育部古委会重点项目《四库存目标注》，主持国家清史主体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等。

他说，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国家项目上，“国家项目就是国家急需，从事国家项目就是服务国家文化战略。”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学术生活，也可以说是项目生活。”杜泽逊教授表示，自198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几乎没有脱离过集体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国家和山东省的重大项目，所以我的生活主要是学术研究与教学。”

“这样的生活不见得适合很多人，但对我来说是相对适合的。”他说，“我没有想过更好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没用的问题。一有时间我就考虑赶紧干项目，完成科研任务。”

他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团队，“我的团队是以学生为主的团队，队伍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友谊，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最大的希望在这里。”

素材来源 | 齐鲁壹点

文 | 徐玉芹

图 | 胡玉翠 人文社科研究院

视频 | 林泽楷

编辑 | 罗馨童 黄远胜

责任编辑 | 苗立群 林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