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贝•高芒【瑞士】：寸草不留
一旦计划全都实现，我还能撑十年，至少，够我活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年纪。在此期间，我决定散财，捐出去一些，施舍掉一点。昨天在火车站旁，我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乞讨两个月了，我给了她四张一百欧的纸钞。开始她有点害怕，大概是以为我有所图，但她后来明白我完全没有恶意。她不相信似的摇了摇头，然后笑了。我下周再去看她，如果她还在那里的话。
孩子们打过电话，留了言，为美好的、如往常一样圆满的一天道谢。是的，过往一切顺利。一切都会顺利。
贝尔纳·高芒作 张雅坤译
同样的笑容。之前，之后，笑容总是一样。一切顺利。总是一切顺利。午餐准时上桌，菜色齐备，不多不少，较去年或许更胜一筹，但谁会在意呢？谁会称赞呢？席间，大家以埃莱娜的名义举了一次杯。我想这是让提议的，这是长子该扮演的角色。他应该是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克服了羞涩，用力敲了敲斟满了香槟却一滴未喝的酒杯，说了几句得体的场面话，之后以“埃莱娜万岁”收尾。紧接着合唱重新响起，一曲有气无力的合唱。还有礼物，总是那些礼物，没完没了。自埃莱娜离世，不能再给他们提供新点子之后，他们送的都是些和她在世时一样的礼物，和她过最后一次生日时一样的礼物。多变不是他们的强项，奇思妙想也不是。在这点上，他们和我很像。一年年过去，没什么好期待的了，这就是他们的心思。他不会长命百岁，家中从未有长寿之人，没有人活过八十四岁。如果这话没错，那我还有三年好活。当然，他们什么也没说，但我听得到他们脑中的轰鸣，能感受到那被控制住的不耐烦。
昨天傍晚，当阳光不再炙热到足以点燃地面时，草坪被修剪得无可挑剔，整齐美观，好在今早迎接他们。
皮埃尔-马克把大家一直送到火车站。距高铁的开通很快就十年了，自那之后坐火车更加便捷，大大减轻了出行负担。他们分坐在不同的车厢，因为共同利益不足以创造出真正的融洽。坐在上层车厢的那些人不太高兴，风景确实更美，但随车颠簸的肠胃让他们恶心。
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位复名管家。我还在说“我们”……我有些难以接受用单数的“我”，就像埃莱娜还在日常生活、决策和交往中占据中心。叫皮埃尔-马克有点可笑，不在于这个名字本身，而在于对一个出身于小公务员家庭又自学成才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很假，或者干脆点说，有点自命不凡【这里的法文原文为se moucher du coude，原意为“用胳膊肘擤鼻涕”，用成固定搭配后转义为“自以为了不起”】。我在用固定表达时总会犹豫不定，埃莱娜却以此为乐，她会在必要时纠正我，不在于她受教育程度比我高，而在于这就是她家的传统。这传统我家没有。语言并不属于所有人。
我不喜欢节庆之后的寂静。聚餐毫无乐趣，但十四个人围坐一桌，吵吵嚷嚷，有一种闹哄哄的人气儿。旋即，一切都消失了，我听到远处传来洗碗时清脆的碰撞声。要不了多久，皮埃尔-马克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寻求几句赞赏或一个承诺。他不知道自己给我带来了多少烦恼！他会微笑，带着满意的神情，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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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公证人提出这个想法，他觉得很不错，尽管实施起来比较复杂。所有权问题总是棘手的——他提请我注意——您的妻子对花园的美观特别上心，她那么在意花坛、小灌木，每个季节，或几乎每个季节的花。她知道哪些是新开的，哪些是刚浇过水的，哪些招人喜欢。保罗先生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二十七年了，可以说他是夫人精神上的继承人。“是她艺术上的继承人。”我纠正道。园艺是一门艺术。我望着泳池左侧无垠的天空。水温十分适宜。这几日天热，供暖系统已在今冬修好，一切都运行良好。公证人面露难色：“问题会出在泳池上。我们会另立条目，把它和严格意义上的花园分开，归入房屋的主体。从平台上倾斜下来的草坪缓坡也单列。不管怎么说，那儿没有花。”他显然什么都不明白。泳池和花园分开，可以，是合理的，但草坪不行，草坪是花园不可或缺的部分，埃莱娜一直这样认为。春天有番红花，还有雏菊，雏菊很漂亮。埃莱娜不准保罗在还有花开着的时候修剪草坪，她想尽可能久地赏花。其实，她不那么喜欢英式“完美草坪”的理念。她差点儿就把草坪变成了花圃，但确实也该让孩子和孙子们有地方玩耍。
材料几周前就准备好了，只需要我过目后签字。我不喜欢公证人来这里，带着那副装出来的无所谓的样子。他总让我感觉是在准备一次清查。
皮埃尔-马克说晚间会有暴风雨突袭。现在，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微风宜人。我可以坐在平台上读书。但我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当不再有人可以去聊自己的发现和感想时，阅读的意义就不大了。我更愿意去睡午觉。他们令我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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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撒了细草的种子，和高尔夫球场用的草一样。埃莱娜最初有点想用西班牙式的红草地，又担心过几季就会看腻。我们住进来不久，她就长时间不在家，陪她父亲在美国接受希望渺茫的治疗。孩子们还小，为了跟妈妈在一起，他们没去上学。五个月间，我和他们团聚了两次。其余的时间，我一个人带着雇员干，那时人还不多。一天早上，从几百米外的相邻牧场跑过来一群母牛，大概是那边的围栏倒了，也可能是门没关严。黑白相间的大母牛安静地啃食着嫩草，把宽厚的脚掌插进土里，怡然自得地破坏着草坪。我先是大吼，之后又对着这摊乱局笑了起来。赶来的农夫既愧疚又愤怒，他几乎没有去注意草坪，这种奢侈令他害怕，或让他生厌。在这样一个男人脸上很难读出什么。
就是在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沉箱，就在那天晚上。我当时在客厅里，一个人，在关掉的电视机前。应当抓住时机行动，之后会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利用的可能。一切都进展神速。在一个如此偏远的地区联系动工并不容易。我不想要当地人，我不喜欢别人插手我的事，不喜欢别人对我的事知道太多。四天后，工人们开工，我提高了报酬，漂亮的工地很快建了起来。挖一个足够深的坑，然后浇筑一个混凝土沉箱，露出一面朝向地窖，三米乘两米的大小，埋在地下两米深处。沉箱很快就被压实的土盖住。这次里面放了生命力最顽强的种子，很快就会发芽。
皮埃尔-马克对自己为聚餐聘请的新厨师很满意，他推崇巧妙融合了新式烹饪手法的远东菜。菜品很美味，虽然总是有点吃不饱，但他的饮食建议能令我的医生满意。而我最爱在埃莱娜的严格把关下烤制七小时的羊后腿。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招牌菜，客人们很喜欢，配上白马酒庄的葡萄酒，二十甚至三十人规模的午餐，大家在露台上喝着咖啡。客人们穿过院子，在草坪上散步，手中端着杯子，我在想他们是否对自己的脚落在什么上面有知觉。那时草坪的造价还不是很高，我也还不能掌管所有的账目。小孩禁止进地窖。我在想自己是从何时开始讨厌小孩的，或者不如说，开始不爱他们了。我爱过他们吗？据说父亲对婴儿感情淡薄——因为那是母亲的世界，父亲感觉被排除在外；大家还说父爱会随着岁月和成熟而变得浓厚。但我觉得这些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一种虚伪的冷漠。一些表面的表达。只有很少的一点爱。还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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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箱内站起来，或至少能跪着，我起初预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每每想到爬行，我就有一种神圣的恐惧。但挖掘比预期的更加困难，岩层格外坚硬，就算用上炸药，挖掘也要多花两到三周的时间，我也只好接受了箱子不到一米的高度。刚开始时，我只是把一个大衣橱放在地窖里，摆在洞口前，以掩盖沉箱的入口。几个月后，当我有了定期往那里放纸钞的念头时，尺寸已经不能修改了，除非在众目睽睽下再开工。最开始，我手捧饼干盒匍匐前进，后来，我一点点砌起一段砖墙，好不让人觉察墙后一年年积累起来的东西。到现在，洞内可利用的空间很小了，刚够四十厘米高，井然有序的分区摆放让埋藏越来越方便，我喜欢事情干得漂亮。
我从来不算账，有什么用，还不是会忘。我做的是减法，而非加法。数额、日期并不重要。一大部分应该是法郎，最开始的时候甚至是旧法郎。不，不是旧法郎，和大家一样，我们只是有用旧法郎来心算的习惯，但我们从未有过以旧法郎结算的账目，那时埃莱娜和我还是太年轻了。公司规模还很小，就像我岳父创办时的那样，近乎是家族企业。公司在八十年代有一次长足的发展，部分归功于我的领导。而他们指望的就是这个，这些宝贝儿女，他们不知道具体数额，却假定这是一大笔财产，就连他们的孩子都像那些自认为衣食无忧的人一样，始终带着这种安然的傲慢。哦，当然，他们都工作。稳稳当当的职位，不多不少的薪水，总而言之，收入远远低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在离世前的两年，埃莱娜为他们安排好了生前赠与，人人有份，每人等额，取税务部门允许的最高免税额度。皮埃尔把钱全做了投资，包括他两个孩子的那部分。奇怪的是，我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都各生了两个孩子，几乎是同时。埃莱娜因此感到幸福，她喜欢小孩子，因而采取了完全平均的分配方式。她总是搞平均主义，即使马克是她偏爱的那个，即使有时候她难掩对阿涅丝的失望，比如阿涅丝和一个狂热的环保分子的婚姻。好在女儿没多久就和那个人分手了，但后一任也没好多少，是一个地方报纸的体育记者。我们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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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从不想被取代或找帮手，快十五年了，他一天假也没休过，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花园中。他的想法很简单，但很巧妙。“怀念埃莱娜”是杀手锏，没有一个孩子敢说什么，相反，他们热烈地赞成。无论如何，以后花园里什么都不能建。街区变化很大，附近的田野上盖了差强人意的别墅，小路上摆满了被称作“躺平的警察”的减速器，我一直觉得这种叫法很蠢，有人猜想这是用来迎合大家对警察的厌恶，警察躺平的身体构成障碍，傻瓜们幻想着踩在他们身上，借此平息由于要减速刹车而产生的怒意。减速器在阻止小年轻像疯子一样开车，在转弯处把轮胎磨得嘎吱乱响等方面收效甚微，他们可能还纳闷都这样的速度了，为什么还没造成过重大事故，或者撞翻一个小孩儿。第一批邻居出现后，我们让人砌了一面界墙。埃莱娜无法忍受他们毫无顾忌的打量，还有高声评论。这些评论中有欣赏，但更多的是嫉妒和刻薄。尽管我们从未炫耀过，但我们的一切都更宽广，更开阔，更完备，显然要高一个台阶。
我想把花园变成一个庇护所，而不是某种遗赠，或者说不是在此工作五十年后得到的某种特许。我把想法告诉保罗时，他没有表露太多情绪。他大概觉得这就是一份礼物。又或许他觉得这礼物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事情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他将获得一份就业保证金，当然，金额会逐年增加，接着他会指定他的接班人。公证人在准备材料中都写得很详细，禁止新建，也禁止挖掘。无论如何，已有的泳池已经足够宽敞，建在院子的另一边，靠近后院。以埃莱娜和怀念埃莱娜的名义创建一个基金会，章程已经拟定。这么做无懈可击。
在头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两年都是在海边过夏，那里有一片坡度平缓的沙滩，沙子很细。房屋则建在三公里外。来这里的大多是普通人，或各个阶层的人，可以说是三教九流，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埃莱娜喜欢这里，孩子们可以在海边戏水，没有危险。我躺在一块大浴巾上，有时会久久注视飞机划过碧空留下的痕迹。天空通体蔚蓝，一望无垠。大概五十多公里远处，有座机场。飞机很难真正看到，只是能辨认出薄暮时分阳光偶尔映在机身上的亮光，但能很清楚地看出机翼留下的两道白线，两道平行的白线，很细，散成一团稀薄的絮状，就像一缕逐渐扩散消失的烟。很快，残烟变得断断续续，之后就空空如也。如果没有另一架飞机和新的白色航迹突然出现，蓝天会恢复它的全部权利。以前航班远没有现在频繁，我们要么一大早，要么到傍晚才会去沙滩，以避开天最热、人最多的时段。埃莱娜始终受不了人群。和她相反，我特别喜欢在环法自行车赛经过这里时跟在车手后面跑，尤其是其中一个赛段，观众把身子探出护栏，大声鼓劲，挥汗如雨，而欢腾转瞬即逝，如暴风雨过境般重归平静，留下一片狼藉。孩子们也都不喜欢人群或去公共浴池。他们更喜欢邀三五好友到家中，到庭院里。步入青春期后，他们就不再愿意去海边，不想和我们一起做任何事。他们宅在自己的房间里。显然，在父爱的意义上，我未曾爱过他们。这样讲可能有点过，我也不讨厌他们。于我，他们是陌生人，自认为在自己家的陌生人，这更让人尴尬。他们知道有朝一日这里终将成为他们的家，我在他们的眼中读到了我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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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埋在地下的钱应该有了好几百万。我悄悄下去，推开柜子，在地上铺开一块羊毛毯，不用爬很远就可以塞进去一个新的饼干盒。我一直买的都是这种巧克力饼干，盒子是马口铁的，理想材料，纸钞有一天被找到时仍会是完好的，但到那时，它们会一文不值，这是纸的缺陷所在，也是其美丽之处。我本可以定期将之换成黄金，近几年黄金的行情飞涨，但那样做庸俗造作，我不喜欢新邻居们的那种浮夸作派。和他们看似奢华的房子相比，我们的院子总也显出几分低调简朴。他们一定看不出差别，也不会辨别用材和精加工的质量。无所谓，我不和他们接触。一天，埃莱娜问我，我究竟和谁有过接触。但其实，不管是在我们的账目上还是生意上，埃莱娜一直是甩手掌柜。银行家提供的统计数据、图表和收益报告使她厌烦，很快，她就让我一个人去银行办理业务。关键是，黄金不会失效，转让权不可剥夺，会有让第四或第五代继承人发财的风险。我什么都不想给他们，不给他们，也不给他们的后代。
母牛的插曲过后，草很快长了回来，长成一块更紧实浓密的草地，埃莱娜觉得这种绿色过深，她更喜欢最初的颜色，更有春意。她说要是换上一种不那么娇贵的草，养护起来会更方便。可以在草坪上一年年地种上雏菊和番红花，花是悲伤春天中的慰藉。不过好吧，事已至此，她会习惯的。她曾兴致勃勃地想全部重新播种，而不是只修缮受损的区域。但就像她对某家遥远又陌生的公司的财务近况感到好奇却又不胜其烦一样，她感觉到那样做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会超出园艺本身的范畴。埃莱娜从来都不是会提一长串问题或会做调查的那类人。她想象我正在和一个园丁闲谈，然后园丁按照我的喜好去买种子，她就笑了。这种笑容，我在孩子们，后来在孙子们的脸上，重又找到了，只是他们的笑容并非发自内心，看起来像是鬼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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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睡已经成为我最大的乐趣之一，特别是周末。我躺在床上，开着窗，拉上窗帘，影影绰绰的光影让人感到惬意，甚至可以说是清新。窗帘厚重的布料飘动着，在屋顶映出层层波浪的形状。一次完满的午睡会产生这种浮动的感觉，方位模糊不清，思绪游移又断续，然后传来这声响动，始料未及，几乎难以察觉，像一声狗崽的尖叫，但连续不断，很快就变得刺耳起来。我起床下到朝向平台和草坪的客厅，从右边墙上的窗户望去，看到一个黄点，还有一个红点，在树丛后，与泳池齐高，之后，黄点缓缓倾斜，而后升高。我走出去，以为把眼镜落在了午餐桌上，却没有找到，天气突然热了起来，阳光灼人，再加上那令人难捱的噪音，我隐隐感到一阵头痛。埃莱娜最害怕的是偏头痛，这种醉人的南风天会让她备受其扰。我本想喝杯水，但嗓音所及处一个人都没有，红黄斑点又使我好奇。我走在草坪上，赤着脚，脚下很舒服又有一点硌，以前我害怕被黄蜂、蜜蜂或胡蜂蜇到，今年蜂很多，而且逐年增多，但醒来后轻微的眩晕让我没有注意到这点，我想知道是谁在泳池旁边。树太高大，应该砍掉，再种些别的在这片过于宽敞空旷的草坪上，尤其是在沉箱的位置上，只是这里地下深度不足两米，不适宜植物扎根，种不了法国梧桐，或许能种些棕榈，十几棵高大的棕榈树，无序地散布，会很好看。我会和保罗提起。在不久的将来，强有力的树根会使埋在下面的混凝土开裂透风，想到这点我就开心。雨水和灌溉水会渗入，饼干盒会生锈，会被树根占领——来自植物的破坏。纸钞终会腐烂吗？饼干盒抗住了机器的冲洗，但长时间浸在潮湿的泥浆中，会是另一码事。
两个身影一动不动。我走上前去，我真该戴上眼镜，尤其是在逆光的环境中。其中较健壮的那个身影动了，向我缓缓走来，是保罗。他儿子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十五岁上下的年纪，他们一起来清扫泳池，声响由此而来。吸尘器在水底滑动，吸走附着在池底保护漆上的颗粒。看到孩子们之前在里面戏水、游泳，他觉得有必要清洁一下，否则很快会出现绿色的污点。他下周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想提前干起来。他微笑着，有点局促。事实上，他大概认为是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弄脏了他的泳池，因为这泳池主要是他和他的妻儿用。在气候宜人的季节里，他们一天要来游好几次。我和他提起棕榈树，一个模糊的想法，他笑了，没有被真正说服。他带着某种庄严的神情补充道：这片草坪如此美丽，您的妻子以此为傲。我犹豫了片刻，回答道：她死了，而我没有，我在这儿生活，这是我的房子，我从心所欲。我轻轻转身，祝他有一个愉快的傍晚，离开了。好天气不会持续，应该好好享受，预报说最迟明天就会下雨。
我把书和报纸忘在了房间，上楼回房时我心情糟糕，胃里还残留着一点食物。我想自己从未喜欢过周日，确切说是周日的傍晚，感觉就像云层密布的天空。这感受可以追溯到童年：晚间的电影，紧随而来的是第二天的灾难——起床、上学、规矩、作业。至少，现在的我获得了自由，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起床的时候才起床。我一般会早起，但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要躺在床上看会儿书，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我的眼镜就在床头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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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酒窖并不适合保存名酒，但埃莱娜坚持花大价钱买入，这是她家的传统，她父亲以认识最优秀的名酒生产商为傲。而我除了圣诞节和生日，基本上不待客，架子上堆满了我永远也喝不完的顶级美酒。皮埃尔-马克认为，应该打湿地上的沙砾，或者封上通风口，让酒窖不那么干燥，但我不肯，这样至少标签不会腐烂，还能看出是哪种酒，是什么年份。今天上的酒来自钟楼庄园，我觉得不错，但我没有喝完我那杯。
如果辞退手续不是那么复杂，我早就辞掉皮埃尔-马克了。埃莱娜死后，我犹豫过，她应该不会赞同我的举动。对职员要忠诚，这是她的信条。我只好自我开解，尽量忍受他愚蠢的玩笑话，他具有侵略性的存在。即使现在是周日的晚上，他也还在我家，在我家到处乱转，此刻我听到他正在下面用手机回电话。不知他是在等待几句夸赞，还是在等一笔奖金，以奖励今天如此圆满地组织了接待活动。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午餐美味又精巧，他外省人的口味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从花园回来时，我远远瞥见了他，但我加快脚步回了房间。我今晚不打算吃饭，可能只会让人送碗肉汤上来。任何拜访都让我筋疲力尽。嘈杂，吵闹，隐而不言，暗藏期待，不安的或是貌似默契的眼神交流。我会看会儿电视，或看部电影，放张碟片，总之要放松自己，换换思路。
糟糕的夜晚。暴风雨没有到来，脑中思绪万千。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持续地失眠。埃莱娜死后，每逢失眠，我都待在暗夜里，不开床头灯，虽然开灯也不会打扰任何人。一个老习惯。我失去了夜晚读书的兴趣。我爱上了听广播，广播能抚慰我。或许我应该整个叫停，放弃这荒诞的埋藏，挖出饼干盒，全部拿回办公室，分成几份，公平的几份，分给我那些对财产翘首以盼的子孙们。
清晨刚过，我又睡着了，做了古怪的梦。一次潜水，我在水下看到了一个个或由于死亡、或由于疏远、或由于不和、或由于冷漠而从我生命中消失的人。所有人都在和我说活，他们脸上挂着微笑，眼神柔和，透着亲切，但我什么都听不到。因为有水，有作用于耳朵的水压，我本想告诉他们提高音量，甚至可以叫喊，但我连最微弱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没关系，我接受现实，露出微笑。
一觉醒来，我感觉气闷乏力。我比往常醒得晚，错过了广播节目，这毁了我的整个早晨。即使喝三杯浓咖啡也无济于事。几处预示秋日即将到来的征兆让我难以忍受。然而，光线柔和，天空布满絮状的云彩，太阳大概在云絮的后面。阴天把整个花园衬得格外美丽。缠绕在灌木丛上的蓝色牵牛花是每日常新的喜悦，白色的大波斯菊，有睡莲点缀的池子涌出三股水流，使水光呈现出灰调的虹彩，这里有幸福和宁静所需的一切。这使我想起从前快乐、充实的日子——在我们拥有这一切之前。要幸福，或许要心怀些许畏惧，或者有所缺失。对，是这样：害怕希望不能实现，但又有所期待。已经太久太久，我不再怀抱任何期待。埃莱娜，她懂得守护她的欲求，她的活力，直到最后都是这样。
*
我回到房间想小憩一两个小时，虽然我没有周一午睡的习惯。这时割草机开始工作，发出低沉的轰鸣，倏远倏近，来来回回。保罗应该是把这活儿交给儿子干了，他儿子的习惯是让割草机做环形运动，而父亲是让机器做密集的平行线运动。这本会激怒我，让我失控。但我还是躺下了，没有合上开着的楣窗，心想声响也许能宽慰我。我闻到了味道，草坪修剪过后美妙又缥缈的味道，就像童年时，我们在大型比赛的前一天或当天早上去体育场时闻到的味道。说体育场和大型比赛有点过了，那是座小城，和村子差不多，但有一座看台，一座真正的水泥看台，让人有庄严之感。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个味道，不知道是否出于自身的原因，我能从千般感触中立刻辨识出这种湿润的稍纵即逝的感觉，也不知这是否与有关的记忆相连：骑车到体育场附近，把足球固定在行李架上，运动包挂在车把上，一下跃过十几级台阶、栅栏，还有围墙……一些广告牌被球砸裂了，或者边角有了缺口，外面大片浓密的绿色环绕着阶梯座位，整个场地几乎还空着，看台下有零星几个身影，在更衣室的入口，目光被独轮车吸引，它被用来研磨石灰，再用石灰粉在场地上划线，一项精确、有难度的操作，车轮磨擦发出嚓嚓声。很快人群涌入，草坪修剪过后的气味被冲远，晚上又被露水带回。忆起这些单纯幸福的时刻，我身心舒缓，闭上眼睛微笑，轻轻把头转过去……边锋在使劲冲，教练喊：跑到头！跑到头！下到底线！应该试着从那儿回传，训练时他重复道，这是终极武器。在比赛中没有贯彻他指令的人很可能会在中场或下一场比赛中被换下。比赛的召集通知贴在一个小玻璃箱上，一种透明的信箱。原则上，前十一个名字意味着成为首发队员。周四傍晚或周五上午，我们跑去看名单，担心自己不在好的位次上。那时，我爱足球的一切：队友的情谊，樟脑的气味，满身的汗水，雨天沾泥的钉鞋，早早到来的春天里那些午后炽烈的阳光，我跑到头，直到底线，每次我都背着小小的七号背牌，大步冲向底线——在中锋受到阻截或者被罚下的情况下。那些后卫比我高出许多，年龄也比我大，教练不想知道这些。他笑着说：你是我们的吉祥物，你不该害怕，跑到头，别的什么都不要想，很快你就会每次都第一个到，要相信这点。他说得没错，几个月后，我总能第一个到位。我思路清晰地指挥中锋，我带队进了好几个球，但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射进的，这给我留下了一丝遗憾。埃莱娜一直不能理解我对足球的热忱，甚至让我慢慢放弃这份热爱。运动令她不悦，大汗淋漓的身体、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网球除外。她喜欢网球的优雅、姿势和着装。说到底，她的整个生命属于另一个世界。她天生属于上层世界。而我，我留在下层世界，地窖的世界。
火车站在这几年间变化很大，我突然计算出了流逝的时间，从埃莱娜离世到现在，快五年了。我再没有回过这里。我像找回大城市氛围的年轻人一样幸福。这些更快的交通线路，这些电动的机器。我没有叫的士，而是沿着街道漫步。树木绿意盎然，粗壮有力，生机勃勃，我悠然惬意。美丽的女郎向路人，又或是向我致以微笑。她们的脸上写着确信：生命会为其所用，最好的就会到来，首都为其野心提供跳板，而她们无可争议的美貌能打开所有的门，滋养所有的梦想。这种确信，这种如此显而易见的确信，让我的后背阵阵打颤，不是出于欲望，而是出于嫉妒，一种肮脏而又愚蠢的对年轻的嫉妒，我的好心情骤然被淹没了。我坐上一辆公交车，直接去了公证人那里，之后我去了酒店，我的包不重，因为只住一晚，我就没带什么，如果要续住，我可以到时再买。我年少时的梦想之一，就是在酒店生活，无挂无碍，没有人际烦恼。这又是一个埃莱娜不认同的爱好。对她而言，应该住在自己家，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物品、回忆、积累的生活印记之中。现在，我想摆脱这样的二人生活，永远地摆脱。我走街串巷，到了公证人所在的街区，一个富人区。我震惊于这里一览无遗的奢华：豪车，皮革，黄金，晒得过头的古铜色皮肤，名牌眼镜，阔气手表。我以为这种招摇的风气已经消失一阵了，但现在卷土重来，比以往更猛烈，更浩大。不是每个人都想隐藏他的财力，显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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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的，推翻一位共事者设计好的方案总是叫人为难，即使我不认识他。必须指出，他给您提出了完美的建议，所有细节都写得很用心，这种处置本可以让您的子孙避免支付过多的遗产税。但客户终究是上帝。公证人叫来秘书，让他把刚刚在我面前撰写好的材料打印出来，之前的决定全部作废。房子，包括花园和周围的区域，都将挂牌出售。他最震惊的是我完全不打算投资。他坚持道，这会是一笔巨款，我们可以想各种办法来缓解税务压力。不，我要现金，只要现金。为何我曾考虑把花园和草坪留给园丁打理？为了纪念我的妻子，埃莱娜。为何我又放弃了？为了纪念我的妻子。他抬眼，面露疑惑。您的最终决定？是的。想好了吗？没有完全想好，但决定了。
从设计感十足但不太舒适的椅子上起身，我想象着签字售出后整包整包的钞票。但他告诉我，这不可能，应该是用支票付，甚至是银行汇票。除了随身携带或放在家中的大笔现款，我要用现金可以从银行提取。这不合理。他把我送到事务所门口，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下一个客户很可能已经到了。
我回到家，皮埃尔-马克觉得我神情古怪，他想知道一切顺利与否，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或麻烦。我冷淡地说一切顺利，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保罗在卸一大袋泥炭时肩膀脱臼了，他的儿子会尽量帮他。
一旦计划全都实现，我还能撑十年，至少，够我活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年纪。在此期间，我决定散财，捐出去一些，施舍掉一点。昨天在火车站旁，我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乞讨两个月了，我给了她四张一百欧的纸钞。开始她有点害怕，大概是以为我有所图，但她后来明白我完全没有恶意。她不相信似的摇了摇头，然后笑了。我下周再去看她，如果她还在那里的话。
孩子们打过电话，留了言，为美好的、如往常一样圆满的一天道谢。是的，过往一切顺利。一切都会顺利。
贝尔纳·高芒（Bernard Comment，1960— ）出生于瑞士汝拉州，学生时代先后师从瑞士文艺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和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学成后，历任意大利比萨大学教师、巴黎诗歌之家主席、瑟伊出版社Fiction & Cie丛书主编等职。高芒还是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塔布齐的法语译者和《蚂蚁》等六部电影的编剧。
1990年，高芒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记忆的影子》，迄今已出版小说和随笔作品15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获2011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的《一切都在过去》（Tout passe）和讲述当代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的长篇小说《海王星大道》（2019）。
《一切都在过去》包括9篇短篇小说，大多是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代际间情感的传承等主题。九篇作品的主人公都走到了人生的中途或更远，都有着看似安稳的现世人生。生活中的某个事件或场景让他们驻足，回首，为未来做出或大或小的选择。这些选择大多不按常理出牌，但通过人物对往昔碎片式的回忆，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些选择背后充满着遗憾、压抑和孤独的另一面人生。《寸草不留》（Ne rien laisser）即出自这部小说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1期，策划及责任编辑：赵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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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鬼鬼
配图：鬼鬼
版式：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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