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既是对自我的疗愈，也是抵达外部世界的桥梁

我不知道“后疫情时代”这个提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来自哪一个国家，或者说最早是哪一个学者提出来的，对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病毒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整体性的变化，并没有到了所谓的“后疫情时代”就停止了下来，事实上这种变化和冲击还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异而已，肆虐全球的病毒甚至在有的国家还有扩大蔓延的趋势，尽管在争吵中已经有不少人接种了疫苗，但疫苗的分配是否公正又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大多数人还是能理性的看待这样一些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必须消除偏见和误解，为构建一种更加和谐友善的关系出谋划策，而不是被一些排他主义、种族主义的主张和言论所左右，给人类间的友好交往设置障碍和陷阱。

在一些涉及到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科学和理性仍然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种准则，我们不能让愚昧和无知的谎言大行其道，因为21世纪的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蒙昧黑暗的时代，但令人无不担心的是，今天对于一些并非还需要去论证是对错的问题，却还在一部分人中变成了无休止争论的中心，这必然让如何控制住疫情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说今天人类的明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各种冲突交融的现实，而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切，因为选择回避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我们作为诗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诗人和大多数人一样也在接受病毒的考验，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被打破，居家隔离在很多地方都成了一种常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也是我近期阅读不同国家的诗人在疫情期间所写的作品看到的，诗人由于受到这样一次犹如战争般地冲击，在内心所唤起的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思索，仿佛是在沉静的湖水中落入了一块巨石，这种与死亡以及无序相关联的冲击所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体验，无疑是许多诗人没有经历过的，诗歌当然还像过去一样，没有离开过诗人的内心，但世界的裂隙却穿过了诗人的心脏，诚然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现实的风暴在诗人的心灵中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回响，在这个期间由不同语言创作的无法用准确数字来统计的诗歌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对自我的疗愈是显而易见的，它让诗人在某种外力的介入下再一次清晰的目睹了生与死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和虚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歌同样通过不同方式的传播，给你给我给那些仍然把诗歌视为心灵慰藉的人们送去了最及时的温暖，或许对诗歌的定位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要说总有那样一些诗歌，它既是诗人个体生命的呈现，同样它也能在不同地域的读者中产生共鸣，尤其是当众人都陷入同样困境的时候，我以为这种心灵的共鸣会让我们更坚定的相信，这些用灵魂中的词语所书写的友爱、悲悯、同情、宽容、帮扶、理解以及对人类命运最大的关切，汇聚起来就会成为我们通向明天的最无可辩驳的理由，因为人类没有理由不作出这样正确的选择，否则我们的未来只能是穷途末路毫无希望。

在疫情刚刚爆发不久的时候，可能是诗人的敏感和对这一突发事件将如何发展的判断，当然这是一种完全基于现实的直觉，我在很短的时间写了一首近五百行的长诗《裂开的星球》，在今天看来此诗中预言的东西在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验证，这首诗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弗朗索瓦斯·罗伊（Françoise Roy）将它翻译成了法文，我在诗中这样写道：

也因此我想到了当诗歌内在的更为本质性的东西被来自外界的震动点燃的时候，此刻的诗人除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之外，他的情感也由此会通过燃烧的词语去抵达一个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虽然诗歌中诗人主体性的个人经验具有其更为隐秘的呈现，这就如同诗人在面对另一个自我的独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伟大的诗歌不仅要构筑语言的迷宫，同时它还要从一个更高的地方去照亮这座词语的宫殿，否则诗歌就将会失去它所葆有的具有神秘性的魅力，当然这一切还不够，它还需要诗歌从内部将某种个人经验扩张成一种集体经验，必须声明的是，永远不会有一种集体经验能凌驾于诗人内心的个人经验之上。在这里，我想到了20世纪法语世界最具有创造性的诗人之一勒内·夏尔，有人把他誉为“居住在闪电里的诗人”，他在诗歌语言、修辞以及新的形式的创新上所取得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想他的伟大更在于他把人的命运置身于了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而他的诗歌内部所形成的那种强大张力，不可能与他作为一个诗人同样还是一个反法西斯游击战士的经历不产生内在的联系，他的诗空旷而又精准，在粗粝的整体中间又闪现着一颗又一颗发亮的宝石，这些诗并不是哲学性的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的阐释，但毫无疑问，它却能将最具体的现实上升为形而上的意象和隐喻，在此我想以这位我尊敬的诗人为例，只是想表达真正的诗歌不仅能完成对自我的疗愈，同时它也是我们抵达明天的桥梁。朋友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诗人不会缺席，当然不会缺席，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