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走出暗穴与孤岛：老年文学小辑
〔瑞士〕贝尔纳·高芒作 张雅坤译
*火车站在这几年间变化很大，我突然计算出了流逝的时间，从埃莱娜离世到现在，快五年了。我再没有回过这里。我像找回大城市氛围的年轻人一样幸福。这些更快的交通线路，这些电动的机器。我没有叫的士，而是沿着街道漫步。树木绿意盎然，粗壮有力，生机勃勃，我悠然惬意。美丽的女郎向路人，又或是向我致以微笑。她们的脸上写着确信：生命会为其所用，最好的就会到来，首都为其野心提供跳板，而她们无可争议的美貌能打开所有的门，滋养所有的梦想。这种确信，这种如此显而易见的确信，让我的后背阵阵打颤，不是出于欲望，而是出于嫉妒，一种肮脏而又愚蠢的对年轻的嫉妒，我的好心情骤然被淹没了。我坐上一辆公交车，直接去了公证人那里，之后我去了酒店，我的包不重，因为只住一晚，我就没带什么，如果要续住，我可以到时再买。我年少时的梦想之一，就是在酒店生活，无挂无碍，没有人际烦恼。这又是一个埃莱娜不认同的爱好。对她而言，应该住在自己家，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物品、回忆、积累的生活印记之中。现在，我想摆脱这样的二人生活，永远地摆脱。我走街串巷，到了公证人所在的街区，一个富人区。我震惊于这里一览无遗的奢华：豪车，皮革，黄金，晒得过头的古铜色皮肤，名牌眼镜，阔气手表。我以为这种招摇的风气已经消失一阵了，但现在卷土重来，比以往更猛烈，更浩大。不是每个人都想隐藏他的财力，显然如此。
*
您知道的，推翻一位共事者设计好的方案总是叫人为难，即使我不认识他。必须指出，他给您提出了完美的建议，所有细节都写得很用心，这种处置本可以让您的子孙避免支付过多的遗产税。但客户终究是上帝。公证人叫来秘书，让他把刚刚在我面前撰写好的材料打印出来，之前的决定全部作废。房子，包括花园和周围的区域，都将挂牌出售。他最震惊的是我完全不打算投资。他坚持道，这会是一笔巨款，我们可以想各种办法来缓解税务压力。不，我要现金，只要现金。为何我曾考虑把花园和草坪留给园丁打理？为了纪念我的妻子，埃莱娜。为何我又放弃了？为了纪念我的妻子。他抬眼，面露疑惑。您的最终决定？是的。想好了吗？没有完全想好，但决定了。
从设计感十足但不太舒适的椅子上起身，我想象着签字售出后整包整包的钞票。但他告诉我，这不可能，应该是用支票付，甚至是银行汇票。除了随身携带或放在家中的大笔现款，我要用现金可以从银行提取。这不合理。他把我送到事务所门口，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下一个客户很可能已经到了。
我回到家，皮埃尔-马克觉得我神情古怪，他想知道一切顺利与否，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或麻烦。我冷淡地说一切顺利，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保罗在卸一大袋泥炭时肩膀脱臼了，他的儿子会尽量帮他。
一旦计划全都实现，我还能撑十年，至少，够我活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年纪。在此期间，我决定散财，捐出去一些，施舍掉一点。昨天在火车站旁，我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乞讨两个月了，我给了她四张一百欧的纸钞。开始她有点害怕，大概是以为我有所图，但她后来明白我完全没有恶意。她不相信似的摇了摇头，然后笑了。我下周再去看她，如果她还在那里的话。
孩子们打过电话，留了言，为美好的、如往常一样圆满的一天道谢。是的，过往一切顺利。一切都会顺利。
策划及责编：赵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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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龙卷风再次摧毁您的家，您会怎么办？”基拉提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我会第三次重建。第四次、第五次重建，需要建多少次就建多少次。”斯莫利亚科夫俯身靠近这台不听话的、轧轧响的录音机，低声说。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基拉马上又挑起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输了，我得跟您实话实说，”斯莫利亚科夫不怀好意地冷笑了一下，“不管您那份杂志愚蠢的读者怎么理解，您现在听到的都是实话。如果一栋房子被摧毁过一次，再次被摧毁的概率就降低了很多。而第二次被摧毁之后，再发生第三次就太不可思议了。而被摧毁三次之后，几乎就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要是真的再有第四次、第五次……总之，即使被摧毁无数次，我和我这个家也会岿然不动。”
“也许会永恒不朽？”基拉嘲讽道，但她感觉就要接近真相了。因为激动，她的心猛然一跳，悬了起来。
“对，永恒不朽。”斯莫利亚科夫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他那冰冷、坚毅的眼神中突然闪过一道蓝光，犹如燃烧的蓝色火焰。“只有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永恒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从前我天真地以为，我会一直活在舞台上、活在荧屏上。但时过境迁，每个创造作品的人都比自己的作品存世久远，现在的商业运作模式根本没有欺骗我。总之，我不是傻瓜，我该离开原来的圈子了。我无数次战胜龙卷风——说实话，在这之后任何栅栏都不需要了——这毅力与民族情怀无关。虽然俄罗斯自然环境恶劣，注定要承受所有可以想象的灾难，但灾难过后，整个俄罗斯就会变得战无不胜坚不可摧。但这个目标还很遥远，可我这个永恒的时间胶囊【时间胶囊指将现代发明创造的有代表性意义的物品装入容器内，密封后深埋地下，并设置一个在未来可以打开时间胶囊的时间，供那时的人们研究使用。2013年9月，由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30年前埋入地下的时间胶囊被发掘出来。此处用时间胶囊比喻斯莫利亚科夫的庄园。】里座位只有一个，我谁也不需要，不需要政治家，也不需要记者。”
“您为什么不住在房子里？”基拉又问，只不过此时她真切地感受到，地下室闷热的环境压迫着她两边的太阳穴，让她昏昏欲睡，她恍惚觉得圆木墙壁波涛起伏，宛如被解开的木排。
“我这个人很谨慎。”斯莫利亚科夫低低的声音回荡着，仿佛他在对着一个空罐子说话，而这个空罐子就是基拉的头，“您以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发现大旋风吗？如果专门观察，当然可以；但如果不是，你还没来得及往窗外看一眼呢，它就已经把屋顶掀了。从远处根本听不到龙卷风的声音，只能听到滋滋的声响，就像一根老唱针在唱片上划过。书上说，涡旋气流会产生高频声音……嘿！”基拉全身一哆嗦，发现斯莫利亚科夫就站在她身边，摇她的肩膀。“顺便说一句，您的录音机没录音。”
桌子上的录音机的确卡住了，磁带盒的盖子翘了起来。基拉抬起一只发沉的手，按了一下录音键，录音机猛地一跳，所有的按键都咔嚓响了一声，然后一盒录音带掉了出来，里面的磁条搅成了一团。
“我们明天继续，”斯莫利亚科夫温和地说，“我不耍赖，赌债是神圣的。您上床睡觉吧，床上已经换好了干净的床单被罩。您睡前，我回答您一个与采访无关的问题。”他俯下身，离基拉近了一点儿，基拉马上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健康男人特有的浓烈的海水味。“请您记住，基拉·尼古拉耶芙娜，您不是我的女儿。”
“那您证明给我看！我们上床吧。”基拉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放肆地说。
“基拉·尼古拉耶夫娜，亲爱的小鸽子，”斯莫利亚科夫避开基拉昏昏沉沉、有气无力的拥抱，“放过我这个老头子吧。”
策划及责编：孔霞蔚
丘伊穿着他周六才穿的最酷的衣服，在百乐门剧院后面喝完了他最后的啤酒，然后准备去剧院楼厅（“很暗的那一边”）和劳拉碰面。当他把“高狗”牌啤酒瓶扔进一个巨大的垃圾箱时，三个男人从巷子的一堵墙上跳下来袭击了他。他们殴打他时，他好不容易抓起一根把垃圾箱盖撑开的宽二英尺长四英尺的木条，但是这木条根本敌不过猛然贯穿他胸膛的按钮式弹簧刀。费耶罗认领了尸体，此时丘伊才十九岁。费耶罗从他儿子那几乎像女人一样纤细的手指中慢慢地把那根宽二英尺长四英尺的木条撬了出来，带着血迹斑斑的木条回了家。很多很多年以后，他的双腿和脑子已变得同样虚弱不堪，他从壁橱里拿出这根宽二英尺长四英尺的木条，坐在奥拉家的门廊里，一边给自己削手杖，一边和儿子喃喃细语；旁边的奥拉则在给她心爱的玫瑰丛、楝树还有栀子花浇水。
邻居们，当然了，认为他疯了。住在街对面的帕布拉坚持说和死去的儿子说话是衰老的表现。但是其他人说他们可以在自家祖母的墓地前发誓，坚信他们看到丘伊坐在奥拉的门廊里梳自己的头发，“就像人们过去那样梳头”。尽管在第一街商店排队等着结账时，每个人都对费耶罗儿子的事发表了不同意见，但是所有人都在一件事上看法一致：费耶罗疯得有些怪异。没有人，甚至连年长的卡斯蒂约斯都记不得他姓什么，这一事实增加了这个男人的神秘色彩。镶着金牙的屠夫、瓜达鲁佩圣玛利亚大教堂的神父，还有那个给周二的十美分午餐收钱的职员都称呼他为唐·费耶罗。但是背地里，每个人都同情地直摇头。
所有的邻居都这样，也就是说，除了奥拉之外。在他俩共用一个前门的这些年，他们之间滋生出一条无声的纽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纽带越发牢固，扎根越深。就这样，费耶罗单独获准坐上奥拉家门廊里的秋千，削他的手杖。他的眼睛松弛，带着忧伤，呼吸中有一股威士忌的气味，他会接连数小时描述他母亲的面容，还有收割前酿酒葡萄发出的味道。事后他经常会哭泣，带着无声的羞耻回到家里，小心地关上门。奥拉则会继续浇花，直到入夜后看见他厨房的灯咯哒一声打开。这样奥拉才确信他现在已经足够清醒，可以给自己弄点吃的了。等到那根手杖削好之后，他才不再去奥拉的门廊里坐了。
在手杖的支撑下，费耶罗从老年午餐中心朝家里走去。一口痰咳了上来，他厌恶地吐了出去。吃饭对他而言不再是什么乐事；它像年纪一样让人反感。那些惨白、不加盐的蔬菜，碎末牛肉和温吞的牛奶足够让任何人反胃。真正的食物究竟哪去了？那佐以奶酪、洋葱和辣椒的豆子，面粉做的墨西哥薄馅饼呢？他又做了一次过去这五年来每周二他一直在做的事：诅骂自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他艰难地走着，走到高速公路匝道处的路口时，他停下来喘口气。汽车呀卡车呀摩托车呀不知道是要疯狂地奔向哪个目的地，一下就把他甩在身后直奔高速，噗噗地吹开了他没系好扣子的绿色马甲。他用不拄拐杖的那只手扶住了他灰色软呢帽的帽沿。费耶罗慢吞吞地开启了穿过匝道的这场跋涉，卡车司机们都在不耐烦地按喇叭。
“混蛋！”他吼道，手杖愤怒地挥舞着，“我希望你能活到我这把年纪！”他继续走他的路，把助听器也关了，这样他脑袋里的声音不再是汽笛、马达和喇叭的声音，而是一个紧贴在他耳朵上的贝壳发出的声音。当他最终走到高速公路的过街天桥时，他站在那里，聆听着寂然无声。
“费耶罗，唐·费耶罗！”一位年轻的妇女和她的女儿站在他面前。他看到小孩缩到妈妈的裙子后面，被他这张老脸吓到了。“唐·费耶罗，你还好吗？”女人从购物袋上探着头对着他的耳朵大喊道。他记起来要打开助听器，等打开后，他听到她的问话：“你还好吗？”
“心痛，”他终于说话了，一边摇着头，“治不了了。它就是潜伏在身上的一种癌症，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来个突然袭击。”
“那会是什么呢？”问话间，年轻的女人把手伸进她的袋子，掰了一条炸猪皮。小孩不再紧抓着妈妈的围裙，她拿起炸猪皮大声地嚼起来，吮吸着里面的油脂。
“回忆。”费耶罗说。
他又听到了汽笛声，在他身下疾驰而过的车辆声。他突然震惊地意识到事物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人们又是多么容易忘记这里原来是寂静的小山丘，他一直闲逛的那些小山丘，直到它们被夷平，成了空地，于是土路变成了街道，房子变成了家。接着政府公函来了，每个人都得离开家园，一个接一个，把一排排因年久而吱嘎作响的木房子抛在身后。他还记得，当看到那些公司合伙人毫不在意地用高效的推土铲撕碎这些破旧的家时，他意识到，对他们而言，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能轻而易举地摧毁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的记忆。好像这样都不够似的，到处还挖了巨大的坑，以确保什么根都不会留下。没完没了的高速公路铺过他神圣的废墟、他的秘密、他的墓场和他的肥沃土壤。这片土壤里播下了所有记忆的种子，它们等到合适的时机可是会开花的。而他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他本可以站在他现在站着的地方对自己说，这里原来立着百乐门剧院，那里是我给孩子们买刨冰的地方，这里是丘伊被刺死的地方，那里长的是柑橘园。他知道一切永远都不再一样了，永远，而他生活中最大的恐惧——甚至超过对死亡的恐惧，超过领不了社会福利支票的恐惧——就是他会忘记得太多了，以至于他可能已经不知道它最初是不是那个样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自己编造得太好，连自己都开始相信那就是真的。他低头看着孩子大声地嚼着最后那点炸猪皮。我记得她这个年纪的你，他想对女人说。但是他不再确定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记得。他用肿胀、长满斑点的手轻触了一下他的灰色软呢帽，然后温柔地拍了拍她的手。
“我会没事的。”他安慰她说，并看了孩子最后一眼。“今天是礼拜二。”他最后说，然后再次关掉他的助听器，准备通过漫长的步行穿越丘伊的鬼魂仍在飞舞的那片废墟。
策划及责编：杨卫东
于是，我提议从她的藏书里选一本。我试着用《快乐与忧郁》【《快乐与忧郁》是20世纪西班牙小说家托伦特·巴列斯特尔的代表作之一，以19世纪北欧神话为模式，结合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加利西亚一个沿海工业小城两大家族之间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吸引她，我清楚地记得她当初有多喜欢那三大本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迷你剧，所以觉得如今再读起来应该更容易转化成视觉影像（这恐怕是她最想念的吧），可是她对这个提议也显得兴味索然。出乎我意料的是，母亲让我给她讲讲我正在读什么、那天的背包里带了哪本书。这辈子我从不羞于对母亲撒谎，五十年来深谙如何说出她想听的话。何况，要给她讲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奥·萨克斯（1933—2015），英国作家，也是医生、生物学家和脑神经学家，擅长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将脑神经病人的临床案例写成一个个深刻感人的故事，被书评家誉为本世纪难得一见的“神经学作家”】的《心灵之眼》中那些关于眼部病变的精彩故事，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可是，这一次，我开不了口对她撒谎，只能承认我读这本书是因为她和她罹患的病症。
我吞吞吐吐地开始给她讲那种名为“失读症”的病变，我想母亲立刻察觉到我的犹豫，却依然听得津津有味。这种病的症状就是失去阅读能力，例如有人早上醒来，摊开日报，发现上面的字像是用西里尔语写的。患者能从钟表上“读出”时间，却不是通过数字，而是通过指针的相对位置；他能“读出”一个桃子，却不是通过外观，而是通过触觉、香气或味道。一个名叫恩格尔的加拿大作家有一天醒来便是如此。他绝望地来到医院，护士问他能不能写字，恩格尔震惊地发现自己可以写字，只是读不出写了什么。恩格尔望向天空，看见的是蓝色，望向街道，看见的是人群，和我们任何人没有两样。然而，身为作家，他已经失明了，不得不从阅读转为聆听，从笔写转向口述。
“比起我，这个故事更适合你。”母亲淡淡地说。她对一个名叫赫尔的宗教学老师更感兴趣。赫尔在失明后经历了更糟糕的事情：他的记忆和视觉想象力开始从指间溜走；每一天，他都失去一张脸，一片风景，一种颜色。他一心念着失去的一切，过了很久才注意到自己的其他感官正在逐步进化。慢慢地，他开始“听见”无声的物体，比如街灯，或者停着的汽车。每当他途经这些物体时，周围的空气仿佛变得浓稠起来，使这些物体可以反射他的脚步声。
而在一位患有失语症的匈牙利钢琴家身上，发生的事情看似截然不同却殊途同归。一天早上，钢琴家醒来，说不出话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连在心里说话的能力也一并失去，连自言自语都无法做到了。突然之间，一切都局限于视觉：他只能通过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过，许多失语症患者都能对语言之外的能力进行补偿性的强化，尤其是能从面部表情和声调中“读出”他人的意图，比如，察觉到别人在说谎。
一天，加拿大作家恩格尔发现，如果自己手握铅笔或者在脑海中描绘字母的样子，就能一点点把它们辨认出来（他是通过手部功能来理解字符的，只有在“写”这个动作发生的同时才能“读”）。宗教学老师赫尔谈到，自己失去中心视力、只剩边缘视力之后，方才发现后者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我们素来不在意从眼角瞥见的东西，然而，正是“包围着”中心视力的边缘视力为我们提供了眼见之物的背景。匈牙利钢琴家的听觉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由此，奥利弗·萨克斯想告诉我们的是，识别基于认知，熟悉度则基于感觉，随后，他引述了赫尔的疑问：要想让其他感官得到充分进化，是否必须首先丧失视觉想象力？
在复述宗教学老师赫尔的这句话时，我望向素来十分虔诚的母亲。她的脸朝着窗户，朝着下午金色的光线。我告诉她，恩格尔说失明使自己更接近自然（声音、气味、触觉）。我告诉她，赫尔有个习惯，每当别人带他去街上散步时，他就会问一些问题，这反而促使陪同者定睛留意到被他们自己忽视的东西。失明让人看得更清楚。语言和听觉都可以用来看见世界——我告诉母亲，赫尔、奥利弗·萨克斯、恩格尔和匈牙利钢琴家都这样说。母亲悲伤地笑着，转过头对我说：“亲爱的，是不是到点了？你该走了，别因为我错过巴士。”
八十多岁的诺曼·梅勒【诺·梅勒（1923—2007），美国作家，两届普利策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裸者与死者》《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等】在回答“普鲁斯特问卷”时，这样描述自己最喜欢的旅程：“回家的路。在那条路上能看见我在普罗旺斯镇的家中的灯光。”母亲住的养老院在贝尔格拉诺【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北部的一个中产街区】，每次看望她之后，我都会踏上回自己家的路：步行穿过绿树成荫的街道，到达通往雷蒂罗的地铁站，再从雷蒂罗坐上带我回格塞尔的巴士。那一条条绿树成荫的街道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通往格塞尔的入口，而当巴士从环岛驶离主路时，车速降低，我打开窗户，就会感觉自己已经到家了。贝尔格拉诺的大街小巷都很美，只是对我而言，从养老院到地铁的那段路总是最能令我生出日暮西山的悲凉（直到地铁的杂乱拥挤用肘击仁慈地转移我的注意力）。
回家。
母亲想要回家，我们每个人都想回家。
策划及责编：汪天艾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1期，完整版可以点击本图文信息末尾的封面链接，进入微店购买纸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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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言叶
配图：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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