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访|诗人、翻译家汪剑钊：译者必须要对原文原作者尊重
译者必须要对原文原作者尊重
汪剑钊
“无论我们身处的时代为何，诗歌都有其存在的特别意义，诗歌应该是有益人生的，它与我们每个人相关。”在汪剑钊看来，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诗歌更应当发声。
著名诗人、翻译家汪剑钊，曾出版专著《希望在绝望深处迸发》《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诗文自选集《诗歌的乌鸦时代》，译著《普希金抒情诗选》《俄国象征派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等。
11月16日，由泸州市人民政府、中国作协《诗刊》社主办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四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开幕。记者专访参加大会的汪剑钊，请他聊了聊对诗酒大会、对诗歌、对诗歌翻译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尤其是像今年，可以说是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如果在这个时候诗歌要是不能发声，不能为所有的迷惑、悲伤、怜悯，以及珍贵的温情而成文的话，那甚至可以说诗歌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记 者：您如何看待诗在生命中的意义，尤其是灾难、变故、困境之中的意义？对于阿多诺广为流传的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您怎么看？汪剑钊：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在大的人性灾难面前，诗歌好像是无力的，或者是认为诗歌这个时候发声的话还是不道德的，对此我认为，应该看到诗歌所具备的另一种重要功能，它对于一种社会的不公的东西，或者说丑恶的东西，能产生那种直面的力量，诗歌不仅仅是赞颂、抒情，它还尖利冷峻。
此外，诗歌也应该去记录，这种感性的记录是可贵的，并且有着特别的价值。
记 者：今年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局中，疫情加速了各种认知的分裂，您作为一个创作者，如何看待发生的这一切？汪剑钊：目前发生的种种分裂确实看起来有点混乱，整个局面可以说让人不知所措，我觉得这可能恰好是人类社会现代性的一个体现，事实上，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分裂和多元。
我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在目前这种悬而未决的混乱中进行调整，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其实都必须进行调整，我希望这种调整能创造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可能，通过调整产生一些新的秩序。
记 者：网络时代以来碎片阅读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您认为真正的诗歌还能有真正的读者吗？汪剑钊：对此我是乐观的，实际上知音读者永远是少数，你不可能要求大众都成为知音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打个比方，大海上面泡沫是永远有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泡沫来判断海的深浅。
从另外一方面看，占据人们更多时间的碎片阅读也好，抖音也好，可能会遮蔽掉一些好的诗歌，但是另外有一些好的诗歌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媒介方式让人们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好的坏的都一起出来，然后时间会淘汰掉一些，对，最终时间会关门，留下一些值得留下的。
记 者：针对诗歌的可译性这方面一直以来争论颇多，您作为一位翻译家有何看法？汪剑钊：实际上很多世界文学名著，大家读的都是译本，但它们依然散发出经典的光辉，诗歌也是如此，我认为翻译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中国诗歌，可以说没有翻译的话，我们的现代诗就走不到现在这个程度。
从诗歌的翻译来说，其实就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忠实的问题，译者必须要对原文原作者尊重。
我觉得翻译，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你的弹跳力发挥到什么程度，你有多高的弹跳力，到最后永远会面对一个你跨不过去的高度。那么因为原文就在那，也就是译文永远不可能是跟原文重合的，而是无限的逼近。
记 者：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未来也将持续致力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请您为大会未来发展提提建议。汪剑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我是第三次参加，之所以连来三次，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自古以来，诗酒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在中国的诗歌还是外国的诗歌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诗与酒之间那种亲切的关系。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诗就是语言的酒，酒其实就是液体的诗。一坛好酒的产生，需要付出很多心血；一首好诗也是一样，需要诗人的诗心、教养、对语言的敏感等一起去成就。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正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交流平台。
我特别欣赏的是，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从诞生开始就不仅是局限于我们中国国内一项活动，国际诗坛的众多诗人的参加，让大家在这里达成了一个中外文化的交流。虽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外诗人来得少，但这种情况下，大会的举办本身就证明了它的意义，在当下，真正的交流更加弥足珍贵。
所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是一个国际诗歌交流的很好的媒介，我希望它坚持其国际性，并能向着越来越专业的方向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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