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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丨贺军:把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一点点地传递出去


1985年,贺军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此后,深耕国际传播,潜心翻译事业,被称为“笔译界的天花板”。他参与定稿的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等著作堪称“信达雅”的典范。他还参与了上百本政府白皮书英文版的定稿工作,总字数超过130万字,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介绍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贡献了力量。他中、英文造诣颇深,具有很强的话语体系转化和创新能力,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能娴熟地运用各种翻译策略,用外国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表达进行翻译,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三十多年来,贺军翻译、审定了多达2500万字的英文图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借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契机,我们采访了中国外文局英文首席翻译、外文出版社英文定稿专家贺军。

Q1:您翻译审定了许多白皮书,关于它们的翻译,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贺军:今年是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1985年从北大英语系毕业后,我就到了外文社工作,最开始是做助理翻译,然后慢慢地做一些更复杂的工作。我们组有三四十个人,我跟着组里的同志一起学习。

白皮书是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性比较强,涉及到贸易、国防、中医中药等,包罗万象,所以翻译需要对国家相关方面的政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在翻译和定稿中把信息准确地传递出去。

还需要注意中英行文的差别,中文里有些内容不够具体、有些内容感情充沛,而英文的叙述比较平实客观。比如,提到“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时,这些中国人听起来很自然的内容,如果翻译成“love the party(爱党)”,就会影响外国人的接受度,所以我就会灵活处理这些内容,爱党我会翻译成“support party”,指支持党的执政或者支持党的工作。

类似这些问题看似很小,在翻译工作中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琢磨的。现在白皮书翻译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很多时候从翻译到定稿要在一两个星期内完成,对于翻译和定稿人来说压力也非常大

Q2:如何能够帮助外国读者理解中国文献中的一些特殊措辞和表达?

贺军:我们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中文里经常使用比喻,这些内容需要先理解中文表达的意思,然后再译成英文。如果直译,就要考虑外国人能不能懂我们要表达的意思。现在“摸着石头过河”用的就是直译——“Cross the river by feeling for the stones”,这样外国人也能够明白。文章的上下文、前后左右谈的什么内容,也很重要,对外国人理解肯定是有帮助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的“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不要把石榴籽翻译出来,还是直接说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大家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觉得石榴可能在一些国家也不是很常见的水果,用它来比喻团结一致,外国人不太好理解。最后大家觉得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先在一开始直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后文再出现就直接表达各民族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其实,如果外国人能够接受的话,直译的过程也在不知不觉间传递着中国文化。

Q3:您参与翻译了一系列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翻译,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最大的难点和讨论的焦点是什么?

贺军:主要是如何把一些中式概念和中国特色的说法准确地表达成英文。比如,“小康社会”这个词刚出来时,我们怎么用英文表述,经过多方讨论后,定了“moderate prosperity”这个词。比如,“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影响力”我们用“influence”,感召力我们决定用“inspire”,塑造力如何翻译就比较微妙,我们可能译为 “China has seen its influence right, as seen for the rise in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ability to inspire and the power to shape”,因为英文“shape”后边必须跟一个宾语,不能只说“to shape”,我们在会上也讨论了很多用法。

这些工作其实挺有意义的。我们在用中文说或者写的时候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翻译成英文时,就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准确地把信息传递出去,让外国人明白我们表达的意思。

Q4:您如何理解信达雅?

贺军:“雅”,可能我们现在要做到还不是那么容易,主要还是在“信”“达”方面做好。因为我们首先要准确地对外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其次一定要让翻译的内容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

举个例子,怎么处理宗教中国化的翻译,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要用 “adapt religions to Chinese realities”,有的人说要用“adapt religions to Chinese context”,这说明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翻译及处理方法。

Q5:今年是外文社成立70周年,您觉得这些年外文社有哪些发展变化?您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贺军:我最初来到外文社的时候,工作量没有现在这么大,工作节奏也没这么快,最近一二十年,我们的工作量越来越饱满,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这说明我国对外传播需求越来越高了。这就需要不断地培养更多人才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文化交流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是把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一点点地传递出去,用一种理性的、客观的表述,让西方世界多了解中国及改革开放。


如果有人对翻译或者对外传播感兴趣的话,外文社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你在这儿大显身手,这里有众多外国专家、多方面的积累和文化积淀,能学到不少东西。只要是在这儿工作过几年,英语翻译的水平、甚至定稿的水平肯定可以获得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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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邵丹彤

撰稿:仝绍琪

编辑: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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